李志青：環境治理要充分發揮人的作用

本文為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去年在“藍天碧水沙龍之太湖治理主題沙龍”上的發言整理，供大家參考。

盡管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確有著內在的某種相關關系等規律，但歷史證明，我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對環境問題的解決恰恰就是與這樣一些環境事件密不可分，環境事件所帶來的警醒、教育和推動等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固有看法，進而促使了個體與集體環境意識的蘇醒和覺醒，這里面既有偶然性，同時也不乏確定的因素，這個最重要的確定因素就在于，如何理解和看待“人”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我想談一談個人的幾點體會。

第一、環境保護的三輪驅動，本質就是驅動“人”的問題。根據現有的經驗，主要有三個層面的要素在發揮作用。

一是政府，這里指的是“大政府”的概念，包括了黨政、代議機構以及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規章制度的制定和執行上，所依靠的是國家機器背后的強制力，因此政府的要素在環境治理中往往代表著國家意志，缺乏了這個國家意志，環境治理就無法真正從個體的無意識走向集體理性;

二是市場，市場要素本身是一個悖論，環境問題的出現與市場機制的盲目性和失靈有關，那如何又要借助于市場本身來糾偏呢?這里的市場其實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如何完善和創造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問題，譬如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等;第二層含義是說市場中的兩類主體，即“企業和消費者”如何在現有的制度和市場環境下展開節能減排，轉變生產和生活等發展方式，對此，市場要素所體現的其實是一種激勵機制，用激勵機制來推動綠色的轉型和發展。

三是社會，指的是社會個體在生產與消費活動之外，所開展的各種活動方式，包括自發的或有組織的活動方式，譬如環境保護的宣教、公眾參與、監督等等。社會要素在環境治理中所體現的其實一種更高層次上的“自省”，建立一種在脫離制度約束和經濟激勵條件下的自律規范。總體上，任何一個社會，要想真正保護好環境，解決環境問題，都無法離開上述三個層面要素的共同作用。當然，在不同階段上，各種要素的側重點是有所不同的。而無論是側重于哪個要素，都離不開“人”的作用。

以一次主題沙龍為例，沙龍上，我們有來自于政府部門的參與者，也有一線企業家，以及國內外的環保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還有熱愛環保的個人，如果說這樣的沙龍討論能碰撞各種觀點，激發靈感，在推動環保上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那么我們再來看沙龍討論活動本身是如何產生的呢?其實，是離不開每個參與沙龍的“人”在環保事業上的熱情和追求，正是代表每種角色的“人”在發揮著各自本職工作之外的額外影響和作用，才逐步推動著各種環保事業的前進。回過頭來看上述政府、市場和社會三種要素，要想真正地將各種要素的職能與環境保護的目標偶合起來，就不得不依賴于“人”的橋梁作用，這是因為，相對于單一的制度、激勵以及活動等而言，人的行為選擇上有著高度的復雜性。

第二，當前環境治理的難點，就是如何解決“人”在行為選擇上的復雜性問題。根據不同的標準，“人”有著多重的社會經濟屬性，一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同時也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消費者，社會體系中的公民，這樣多重的社會經濟屬性帶來的最大影響在于，造成了行為選擇上的復雜性。譬如，在環保的過程中，作為政府部門的公務員，需要服從上級政府的安排，作為市場經濟中的消費者，則又要實現效用的最大化，而作為社會中的公民，則還要展現社會責任感，個體與集體、利己與利他等等之間互為作用。除此之外，人往往還有一些從屬性的社會經濟屬性，比如不同層級的公務員、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費者、不同社區里的公民等等，使得行為選擇更加難以琢磨。這意味著，“人”有多重性，而多重性的存在會影響到制度、激勵以及各種活動及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使得理想化的理論往往難以解釋現實。假如我們工作中，僅僅對這些“人”的屬性進行簡單化的假設，其結果無疑是，美好的制度變成空中樓閣，“合理的”激勵事與愿違，“說教式”的宣教和公眾參與陷入形式主義，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應該說，這樣的類似教訓在環境保護工作過程中比比皆是，這也正是當下階段里環境保護運動的最主要癥結所在。

第三，不能簡單沿用西方的環境制度來治理環境，要從文化自覺的根子上來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怎么解決“人”的復雜性問題呢?一刀切的方法固然簡單，但卻并不是一個長期有效的方法，一刀切極有可能在治理腫瘤的同時也切掉了正常的器官，損害到我們的肌體。是否全面借鑒西方在環境保護上的經驗就可以了呢?比如，采用類似的環保制度、政策、措施和技術?顯然，在過去的環境保護過程中，我們一直這么嘗試著，我們不缺乏環境保護的制度，但卻發現有的制度并不“接地氣”，我們也不缺乏執行環境保護制度的決心，但卻發現決心還是比不上人情，我們也不缺乏環保技術研發的投入，但卻發現研發的技術無法在市場中落地，最后，我們也不缺乏環保的宣教，但卻發現有的宣教在現實面前蒼白無力。事實上，我們最缺的并不是環境保護的“形”，而是缺環境保護的“神”。體現在“人”身上，這個“神”就是我們的文化，也就是如何看待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價值觀，很大程度上，我們只有在中華文明的寶庫中尋找自身的生態價值觀，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上的“文化自覺”，才足以破解人性上的種種復雜性，筑起一道堅固的生態屏障。然后，在此基礎上再輔之以環境保護的各種制度、政策、技術等，最終形成現代意義上三輪驅動的生態文明國家治理體系。

總之，在環境治理的過程，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文化自覺”的重要作用，真正反思我們走過的發展道路，轉變我們的發展理念。

編輯：汪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