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健：日本廢棄物處理的歷史和現狀——課題和措施

當今的日本擁有充實的固廢處理和回收利用體系，但曾經也面臨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垃圾難題。我國目前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在產生端，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業廢棄物逐年增長。在處置端，面臨著填埋場剩余容量告急，垃圾焚燒、有機垃圾處理等能力不足的實際情況。我們的鄰居日本，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通過法律體系和硬件設施的不斷完善，穩步構建循環型社會的經驗有許多可借鑒之處。在中國各城市如火如荼推動垃圾分類之際，筆者精選了日本環境省2012年發布的《日本廢棄物處理的歷史和現狀》，將報告的主要內容摘譯出來分享給大家，為中國固廢管理體系建設提供一些建議。

此報告的翻譯者為左健博士，左健既了解中國環保產業，又在日本長期做過環保的研究，現在在湖南大學公管學院深入研究環保領域的公共管理問題，本文是她在中日環境管理機制和產業比較方面，將在E20水網固廢網陸續發表的系列文章第一篇，另外，左健將在12月19日的固廢戰略論壇上進行主題發言，敬請關注。

 筆者語：當今的日本擁有充實的固廢處理和回收利用體系，但曾經也面臨與發展中國家相同的課題。在中國各城市如火如荼展開垃圾分類之際，筆者精選了日本環境省2012年發布的《日本廢棄物處理的歷史和現狀》，將報告的主要內容摘譯出來分享給大家。

就筆者而言：

1)包括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利用的循環型社會的創建不是短時間努力可以實現的，是需要法律體系和硬件設施的不斷完善，并互為支撐來逐步實現的;

2)現有的垃圾分類方法需要考慮已有設施的有效利用和合理處置，因此各地的分類方法可以有所不同;

3)未來的生活垃圾組分會隨著經濟增長及生活習慣的改變而變化，因此未來的垃圾分類方法是可以調整的;

4)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需要易辨識和易再生兩個基本原則，日本針對環境友好產品，在設計、制造過程和標識方面的法規建設的經驗值得借鑒;

5)長期設置回收中心(對大件垃圾進行維修、展示和供給，提供閑置品交換信息)，3R意識的養成應根植于居民生活中，這一方面日本經驗值得學習。

總而言之，城市垃圾處理處置是一個系統工程，垃圾分類作為一個重要環節，牽一發而動全身，相關政策和規劃的制定，需要系統最優、全生命周期合理、軟硬件可配合的三大維度來綜合考量。

日本固廢管理的三大階段

針對隨時代而變化的固廢問題，日本通過不斷的立法和修訂，以及與地方政府、民間企業和居民的合作，一步步推進固廢的妥善處理和資源的有效利用，穩步構建循環型社會。以下就日本從近代化以來至今的固廢問題和解決對策，從1)始于戰后的公共衛生改善、2)始于60年代的公害對策和環境保護、以及3)始于80年底的循環型社會構建的三個時代進行說明。

循環型社會相關法律制度的歷史(戰后—至今)

改善公共衛生的時代

1.近代化以后的狀況(1800年代后半—1900年代前半)

當時國情：

近代化前后的垃圾收集和處理由產生者自行處理，或由民間固廢處理企業進行收集和分類后，出售有價物品以獲利。固廢處理企業經常將垃圾倒在路邊和空地上，并以不衛生的狀態存放，導致蚊蠅滋生、各種傳染病流行。因此，保持街道清潔、改善公共衛生成為當時的重要議題。

解決措施：

1900年為了改善公共衛生，日本頒布了《污物掃除法》，建立了由市鎮村政府負責固廢收集和處理，對垃圾處理業者進行管理的行政制度。關于固廢處理方法，雖然表述為“盡可能焚燒處理”，但由于焚燒設施并不常見，大部分固廢只是在堆積到一定程度后被引火焚燒掉。

2.戰后(1945-1950年代)

當時國情：

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發展和城市人口的集中，城市垃圾量迅速增加急需應對。當時，大量固廢被倒入河流和海洋，或在野外堆積，導致蚊蠅滋生和傳染病傳播的擴大等公共衛生問題。此外，從每座房屋由人力收集垃圾的方式，已無法應對迅速增加的固廢排放;同時，由于人力小車到轉運汽車的裝卸作業在街道上進行，存在垃圾遺撒的公共衛生問題。當時的垃圾清掃雖然已由市鎮村行政當局負責，但與國家、縣(市的上級行政單位)和居民之間的協調并不充分。隨著城市垃圾問題的日益嚴重，垃圾清運的行政改革勢在必行。

圖1 從每座房屋收集垃圾的人力推車

收集到的垃圾被裝卸至汽車上，轉運至焚燒場或填埋場

圖2 垃圾運輸船

圖3 東京灣的夢之島垃圾填埋場

大多數垃圾沒有被焚燒或覆土處理，導致發酵氣體自燃、臭氣和蚊蠅滋生問題

解決措施：

1954年，日本頒布了《清掃法》，建立了一個各主體(國家、地方政府和公民)分工明確又相配合的行政管理架構。在原有市政村行政機構負責垃圾收集和處理的基礎上，新增了國家和都道府縣(市政村的上級行政機構)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居民配合進行垃圾收集和處理的規定。

1964年，為了促進生活環境設施建設的快速、有計劃實施，日本頒布了包含《生活環境設施整頓五年計劃》的《生活環境設施整頓緊急措法》。確立了垃圾焚燒處理的設施建設方針，促進了各城市垃圾焚燒設施的導入。為了提高垃圾收運的高效和衛生化，通過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的協同作業推動了“垃圾收運機械化”。

市政當局在不斷完善生活垃圾處理系統的同時，也利用該系統處理各種工業固廢，但由于技術、財政和運營等方面的體制尚不健全，導致各種問題，需要更完善的體制。

圖4 第五清掃工場

1958 年在東京建成，擁有六臺大型焚化爐，廚余等含水率高的垃圾在焚燒前進行干燥處理，焚燒灰采用帶式輸送機搬出，利用余熱為周邊地域提供熱水供應服務

圖5 垃圾收運車的試導入

公害問題和生活環境保全的時代

3.高度成長期(1960年代-1970年代)

當時國情：

1)伴隨收入增加的垃圾量激增和工業廢棄物增加

隨著收入的增加、家電的迅速普及、超市和便利店的涌現而導致的銷售和消費方式的改變，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經濟結構得以發展，城市垃圾“量”的增加和“質”的多樣化更加迅速。

另一方面，伴隨活躍的生產活動而產生的各種工業固廢，如污泥、合成樹脂廢料和廢油等，未經妥善處理即進入垃圾收運系統。

此外，隨著城市地區人口和企業的集中，城市開發產生大量的建筑垃圾 (泥沙，磚瓦等)，大多數城市將處理工作交由建設承包商，但由于部分承包商不擁有處分地因而出現了非法將垃圾傾倒在空地、道路和河床的現象。

針對以上工業固廢問題，《清掃法》所確立的市鎮村負責體制難以應對。

2)公害問題的顯著化

伴隨經濟高度成長的急速工業化過程中，工廠排出的有機汞和鎘等有害固廢引發公害，對周邊居民帶來嚴重的健康損害。

另外，塑料制品的使用越來越普及，并被大量廢棄。由于塑料難降解不能填埋還土，焚燒處理時高熱值會損傷爐體，而且，一些塑料在焚燒過程中會排放煙塵、酸性氣體等，成為造成空氣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原因之一。

解決措施：

1)建立廢棄物處理的基本制度

為了明確包含工業固廢在內的全部固廢的處理責任和處理標準，建立固廢處置的基本制度，1970年第64次臨時國會(俗稱：公害國會) 對《清掃法》進行了全面修訂，并頒布了《廢棄物處理及清掃法》(廢棄物處理法)。該法將廢棄物分為“工業廢棄物”和“一般廢棄物”兩類，一般廢棄物仍由市鎮村政府負責處理，工業廢棄物則由排放者承擔處理責任。

該法律還明確規定，廢棄物處理的管理不僅是為了解決公共衛生問題，同時也保全了生活環境。

2)公害對策的基本原則和有害物質的排出規制

1967年頒布了《公害對策基本法》，以推進綜合和統一的公害對策。該法規定，除了企業有責任防止因煙氣、污水和固廢等造成的污染外，中央政府有責任保全人民健康和生活環境，地方政府有責任防止公害，污染預防方面的責任，居民有責任協助公害防止對策的實施。

此外，為了保護人民健康和保全生活環境，在法規的實施細則中規定了污染物的大氣和水體排放控制標準。1968年，針對煙塵和酸性氣體排放，制定了《大氣污染防止法》;1970年，針對汞和鎘等的排放，制定了《水質污染防止法》。1971年，為全面促進和執行公害相關法律，日本設立了環境廳進行統一管理。

3)推進合規處理

為了應對廢棄物的增加和有害廢棄物(汞、鎘等工業廢棄物)的合規處理，日本對滿足一定標準的處理設施進行了推廣，以提高處理水平。具體包括，在《廢棄物處理法》的實施條例中，明確了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的建設標準(1971年)，一般廢棄物和工業廢棄物的最終處置場的建設標準(1977)。對滿足標準的設施給予建設費用的補助，通過廢棄物處理設施國庫補助金制度，支持合規處理設施的建設。此外，通過培養具有廢棄物處理設施技術管理者資格和公害防止管理者資格的高端人才培養，確保處理設施得以妥善運營管理。通過這些措施，合規的優質處理設施遍布全國，提高了處理能力。

在垃圾收集過程中，地方政府從公害防止、焚燒效率和合理處理處置的視角，將垃圾分為如可燃垃圾、不燃物、塑料和橡膠等，推動垃圾的分類收集。

4)妥善的有害廢棄物填埋處理

1973年，《廢棄物處理法》在實施條例規定了有關有害重金屬(汞、鎘等)和有機污染物(PCB等)的有害廢棄物的判定標準。

1977年，為了針對廢棄物的性質安全地處置固廢，《廢棄物處理法》在實施條例中制定了填埋場的建設標準和維護管理標準，將工業廢棄物的最終填埋場劃分為遮斷型填埋場、管理型填埋場和安定型填埋場三種類型。

遮斷型填埋場具有阻斷有害廢棄物泄漏、雨水滲入和浸出液滲出的構造，可解決有害廢棄物的公害和環境污染問題。管理型填埋場具有防滲構造以及滲濾液收集和處理功能，除了有害廢棄物外，可應對會污染公共水域和地下水的廢棄物，以及會因產生填埋氣體、臭氣和害蟲而對生活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廢棄物。安定型填埋場不具有防滲構造和滲濾液收集和處理功能，主要應對廢塑料、玻璃和陶瓷等不太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廢棄物。

循環型社會構建的時代

4.高增長期至泡沫期(1980年代—1990年代前半)

當時國情：

1)泡沫經濟導致廢棄物在質和量兩方面的問題擴大

由于泡沫經濟(1980年代后半至1990年代前半)，由于消費增加和生產活動的進一步擴大，廢棄物排放量繼續增加。

此外，大型家電制品等妥善處理困難的廢棄物的出現，以及容器和包裝的廣泛使用，廢棄物的種類更加多樣化。塑料瓶也正是在此期間開始普及。

2)最終填埋場的不足和緊迫

由于廢棄物的迅速增加，未焚燒處理的可燃垃圾被直接送入填埋場進行處置，導致既有填埋場的殘余容量和殘余年數減少。

而填埋場的新建，由于與周邊居民難以達成協議，數量不足，尤其是大城市，因此，最終處置量(填埋量)的消減成為重要課題。

3)大規模非法投棄事件的發生

盡管固廢處理法規定工業固廢的處置責任應由固廢產生者承擔，但由于缺乏承擔適當處置費用的責任感，且缺少監督機制，一些公司將其工業固廢的處理外包給價格低廉的承包商。結果，導致劣質承包商或未經授權的公司以非法投棄的方式獲得不當利潤，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而為了修復因非法傾倒導致的土壤和環境污染，必須投入大量資金。這些問題也引起公眾對工業固廢處理設施的不信任感。

4)垃圾焚燒設施產生的二噁英問題

由于相關報道，居民從1983年底開始關注垃圾焚燒設施的二噁英問題，因不斷增加的擔憂，反對焚燒設施建設的運動高漲。

5.1990年代～2000年代

解決措施：

1)促進循環型社會的構建

盡管到1980年代廢棄物的妥善處理有了明顯的進展，但為了解決廢棄物產生量仍在增加以及伴隨而來的最終填埋場不足的情況，固廢對策重點已轉移到廢棄物的減量上。

在1991年修訂《廢棄物處理法》時，增加了固廢發生控制、分選和再生(再循環)的目的。此外，同年頒布的《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為了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控制廢棄物的產生并保護環境，頒布了針對產品設計和制造階段的“環境友好”，以及制造商自主回收和再生利用體系構建的條例。此外，1990年以來，頒布了各種回收利用法以進一步促進資源垃圾的再生利用。基于這樣的法律體系，通過和民間企業的合作，積極開發再生利用技術，推進了再生利用體系。

此外，在2000年，日本脫離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大量廢棄的經濟體系，為了推進確保3R實施和廢棄物妥善處理的循環型社會的構建，日本制定了《循環型社會構建推進基本法》(循環基本法)。明確了循環型社會抑制天然資源消耗和減少環境負荷的形象，對資源循環利用和固廢處理的優先順位(控制產生→再使用→再生利用→熱回收→妥善處理)進行了法律規制。此外，該法中的《循環型社會構建推進基本計劃》(《循環基本計劃》)，對資源生產性(入口)、循環利用率(循環)、最終填埋量(出口)明確設定了定量目標，著實推進循環型社會的構建。

2)增進公眾的理解

中央政府：全國垃圾減量推進大會和垃圾減量綜合戰略

1992年9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垃圾減量推進大會，和公眾及企業一起大力推動垃圾減量運動，并就垃圾減量知識和意見進行了交流。從1993年開始，每年5月30日開始的一周被指定為“垃圾減量推進周”，通過電視、廣播和各種活動積極開展啟發教育。(從1997年起，更名為“垃圾減量/回收利用促進周”)

此外，自1993年以來，實施“垃圾減量綜合戰略”，對市政當局的垃圾分類收集和居民團體的資源垃圾回收進行補助，促進地區的垃圾減量和資源回收;通過對類似“回收廣場”這樣對閑置品進行修補和再生品展示的設施提供補助，推動類似設施的建設;對致力于建設垃圾減量和回收利用社會體系的先進城市授予“清潔回收市政”稱號，促進地區的垃圾減量。

地方政府：開展垃圾減量啟發活動

1991年修訂《廢棄物處理法》前后，日本地方政府開始與居民和民間企業合作，積極推動垃圾的再生利用。以東京為例，1989年6月發起了名為“東京瘦身”的活動，加深居民對日益嚴重的垃圾問題的了解，鼓勵東京居民積極參與垃圾減量和回收利用。這項活動從鐵路/地鐵車站張貼海報開始，到整個東京舉行了談話活動和“大篷車”活動。1990年3月，在東京巨蛋體育館舉行了包含以上活動的“東京瘦身”運動，參觀人數超過50,000。這項大規模的運動，動員了大眾媒體，將回收理念不僅傳播給直接參加活動的居民，還傳播給了其他居民。自 1991 年以來，東京每年都舉行一次“東京垃圾會議”，以取代“東京瘦身”活動，眾多的企業和消費者團體參加了該活動，吸引成千上萬到訪者。1991年1月，東京發起了“東京廢棄物委員會”，協調居民、企業和政府共同推動垃圾減量和回收利用。該委員會制定垃圾減量行動計劃、組織首都回收義賣市場、提出“帶袋購物”口號，使3R意識可根植于東京居民的生活方式中。

地方政府：扎根地區的回收業務

地方政府在每個地區設置回收中心或回收廣場，從大件垃圾中篩選出可用品進行維修、展示和供給，并提供閑置品交換信息。這樣長期存在的閑置品交換和居民再生利用意識啟發基地，將再生利用活動根植于地區生活中。

3)資源垃圾的單獨收集

1970年代后期沼津市和廣島市開始了資源垃圾的單獨收集，并在1980年后期傳播到全國范圍內。從1990年代以后，為了提高資源垃圾的質量和降低分類成本，實施更有效率的源頭分類，出臺了一系列的資源垃圾再生利用法，推進了以法律為依托的資源垃圾單獨收集。通過構建“居民配合”和“團體回收”制度，促進資源垃圾的單獨收集。

◆居民配合

地方政府制作有插圖的垃圾分類傳單和手冊分發給居民，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說明垃圾分類的方法，加強人們對分類收集的理解。此外，地方政府還舉辦居民介紹會，不僅說明分類方法，而且對分類收集的理由和回收利用的機理進行詳細說明。針對外國居民提供多語種的說明小冊子。

◆團體回收

團體回收是指社區組織和志愿者自愿組成社區團體，將諸如空瓶、空罐、廢紙和紙板等可回收物在指定場所和日期集中后，移交給回收企業進行再利用的體系。這種方式提高了回收效率，降低了市政機構的收集成本和回收公司的收運費用。收集日期固定便于居民實施分類，也增加了居民間溝通的新機會。許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激勵機制，對進行團體回收的地方組織提供補貼，以提高資源物品的回收量，減少垃圾產量。

4)加強工業廢棄物的管理

鑒于最終填埋場的緊張和工業固廢的非法傾倒，在推動工業固廢妥善處置、減量和回收利用的同時，為了解決產廢企業對承擔處理費用的責任感欠缺等問題、自1997年以來，廢棄物處理法進行了逐步修訂。具體而言，圍繞“產廢企業的責任徹底化”、“不適當的處理措施”和“適當處理設施的確保”，推進了工業固廢處理的結構改革。

5)二噁英對策

產學官合作的調查研究和技術開發

自1983年有關二噁英的報道出現以來，日本就二噁英在環境中的軌跡、健康影響的評價生物的影響等進行了調查研究，同時，開發了妥當的焚燒技術、污染土壤修復技術、二噁英類物質的無害化/分解技術，以及簡單測量分析技術。

排氣法規和焚燒設施建設

自1997年以來，隨著《防止垃圾處理相關二噁英類產生的指南》的出臺、《大氣污染防止法》和《廢棄物處理法》的修訂，二噁英類物質的排放控制在法規和設施改善上取得了進展。

在1999年3月30日舉行的關于二噁英措施的部長級會議上，制定了《二噁英對策推進基本方針》，與政府一起推動了可大幅消減二噁英排放的各種對策。

在1999年，頒布了《二噁英對策特別措施法》，以預防和消除二噁英導致的環境污染。該法律規定了針對二噁英采取措施時所必要的標準，以及針對土壤污染的對策。

由于對應技術的開發、焚燒設施的完善、以及法規的加強，2011年垃圾焚燒設施的二噁英排放量相比1997年減少了約 99%。

目前關于廢棄物處理和3R的對策

為了進一步促進循環型社會的構建，除了建立法律體系外，日本還開展了以下活動，以增進民眾的理解，加強各主體間的合作。

3R 促銷月

為尋求公眾和企業對“3R”的理解與合作，每年10月被指定為“減量、再利用和回收利用促進月”(3R促進月)，相關部委、地方政府和組織開展各種倡議活動。

3R促進全國大會(2006-)

由環境省和地方政府共同舉辦的論壇，將民眾、企業和政府聚集在一起，交流構建循環型社會的相關知識和經驗，并為每一位參會者提供一次檢討其“生活方式”的機會。該大會的前身是自1992年以來一直舉辦的“垃圾減量促進全國大會”。

環境大臣對循環型社會創建功勞者表彰(2006-)

該獎項旨在表彰那些通過開拓性或原創性舉措在循環型社會創建中取得顯著成就的個人、公司和組織。該獎項從 2006 年開始，每年在“3R促進全國大會”上舉行頒獎儀式。

環保購物運動(2000-)

在3R推廣月中，環境省與3R活動推進論壇以及經濟產業省，連同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分銷商和消費者團體，共同開展“環保購物運動”。該活動鼓勵消費者和分銷商/零售商采取環保的消費行為，例如自帶購物袋、采用簡易包裝、購買綠色產品等。

3R 推動大師

在《容器包裝回收法》中，環境部長委托3R推動大師(容器/包裝固廢產生控制推動員)，通過啟發教育提高民眾對容器/包裝固廢排放狀況的認識以及減少排放量的重要性，并對消費者行為進行指導和建議等。

R標志和3R標志

1995年，“3R活動推進論壇”的前身，即垃圾減量化推進國民會議，為了促進了再生紙的使用和普及，決定采用“R標識”來一目了然地顯示廢紙漿的添加比例。再生紙的使用，提高了廢紙作為造紙原料的利用率，有效地利用了寶貴的資源。

“3R標識”是由3R推進委員會確定的，旨在通過易于理解的方式讓民眾理解3R的宗旨，使3R活動更加友好，鼓勵更多人積極參與和合作。企業、NPO等組織和地方政府在進行3R相關的實踐活動和宣傳活動時可免費使用該標識。

生態園的進步

對環境友好型“生態園”進行認證，目前日本有26個生態園，成為所在區域物質循環的中心。目前正在進行示范項目，以使這樣的生態園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迄今為止采取對策的成果

廢棄物的產生量

直到2000 年左右，日本國內一般固廢和工業固廢的排放量一直在增加，特別是在高速增長期(1960年代至1970年代)和泡沫經濟期(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而2000年以后，隨著垃圾分類回收和循環利用的進展，循環型社會構建的推進，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經濟波動，固廢的排放量呈下降趨勢。

最終處置量和減量

針對不斷增長的一般固廢和工業固廢產生量，日本通過焚燒和回收利用來消減最終處置量。自 2000年以來，在《循環基本計劃》中設定了最終處置量的目標值，通過有計劃且有效的焚燒和回收利用，減少最終處置量。1978-2012年的數據顯示，日本一般廢棄物的最終處置量從最高點的20%(1978年)下降到4.6%(2012年)，工業固廢的最終處置量從最高點的91%(1985年)下降到12%(2012年)。

一般固廢的資源化量和回收率

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各種回收法和循環基本法等法律體系的完善，一般固廢的再生利用取得了穩步進展。

二噁英排放

為了解決伴隨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質問題，通過法規和焚燒設施的完善、以及產學官協同進行調查研究和技術開發，推動了問題的妥善解決，結果是大幅消減了二噁英的排放減少了健康危害。

作者左健，系日本九州大學城市環境系統工學博士，天津市“千人計劃”創業人才，湖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城市環境系統優化、系統建模及數據分析、環境經濟和生命周期評價。曾任職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國際環境工學部研究員、國際咨詢公司ERM高級科學家、天津裕川集團副總經理、杭州錦江集團技術研究院院長兼生態事業部副總經理及CTO。發表論文40多篇，發明專利7項。承擔《環境系統學》、《環境經濟學》等課程教學。

日本廢棄物的處理經歷了從戰后開始改善公共衛生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間公害問題逐漸顯現并制定對策，再到二十世紀末期逐步構建循環型社會，至今已形成了完善的廢棄物處理和回收利用體系。近年來垃圾分類國策的實施正在推動我國固廢管理體系的全方位升級。以日本為鏡，循環型社會的創建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法律體系和硬件設施的不斷完善，3R意識的養成也需要根植于居民生活中。垃圾分類方法也需隨著經濟增長和生活習慣的改變而進行動態更新及調整。

本文作者曾在日本長期做環保領域研究，且深入了解中國環保產業，現在湖南大學公管學院深入研究環保領域的公共管理問題，本文將是她在中日環境管理機制和產業比較方面系列文章的第一篇。E20研究院已與作者所在湖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就環境領域公共管理及中日環保產業發展比較等方面進行深度研究合作。

為梳理各大觀點博弈、構建合理標尺，由E20環境平臺和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2019(第十三屆)固廢戰略論壇”將于12月19-21日(周四-周六)在北京友誼賓館友誼宮聚英廳舉辦，論壇將以“博弈競合 生態互聯”為主題，以垃圾焚燒、環衛行業、資源再生行業及危廢行業為四大板塊，全面呈現N大博弈下互聯互通的固廢各細分領域版圖。論壇現場，也將針對無廢城市建設、垃圾分類、垃圾焚燒、環衛、有機垃圾、建筑垃圾、危險廢物等固廢產業多領域的熱點話題進行專題討論和分享。參會報名請掃描如下二維碼或撥打下圖咨詢電話：

編輯： 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