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商會文一波：探尋可持續發展的市場推手

身為我國環境服務領域的大型高科技環保企業——桑德集團的掌門人，他已經致力于環境領域20 多年，打造了一個擁有兩家上市公司的環境服務平臺。

但他現在更多的是以另一個身份從事環保工作：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以下簡稱環境商會）會長。

“環境商會是一個非盈利性的民間會員組織， 致力成為環保產業有效溝通的平臺，從而促進整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文一波日前在接受《財經界》記者專訪時表示。

他在采訪中，多次提到“市場”二字，他認為， 盡管當前我國環保、資源壓力巨大，但在以政府主導的環保產業發展中，占據主體地位的眾多民營環保企業話語權反而相對較小，與政府、產業之間都缺乏有效的溝通。

他指出，要解決我國空氣、水、土壤等各種嚴重的環境問題，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更多地憑借市場推手，原先主導行業發展的非市場模式亟待改革。

第三方治污模式

最近的一個爭議點就是針對工業污染的治理模式。今年兩會期間，環境商會針對行業發展共提出了5 條提案和2 條建議。其中，專門就“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出了建議。

其提交的材料中指出，“目前我國工業污染治理依然沿用‘誰污染、誰治理’的思路，由排污企業自行解決治理問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建立和完善，這種管理模式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據2010 年中華環保聯合會對全國18 個重點流域工業園區調查結果顯示，在這18 家工業園區中， 具備污染治理設施的有13 家，占70％以上。但這些污染治理設施或閑置不用或間歇運行，形同虛設， 完全實現不了污染物達標排放要求。

這顯然已嚴重背離了市場原則。文一波認為， “如果能在我國推動國際上普遍應用的第三方治理模式，的確是件好事。”

第三方治理模式，即排污企業以合同的形式通過付費將產生的污染交由專業化環保公司治理。從國際實踐經驗來看，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好處主要有： 一方面排污企業由于采用專業化治理降低了治理成本，提高了達標排放率；一方面政府執法部門由于監管對象集中可控而降低了執法成本；此外，還刺激了環保企業和產業的發展。

而且，這種治理模式近年來已在我國某些領域試行并取得實效，燃煤電廠脫硫脫硝領域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此外，一些大型工業企業和工業園區也開始嘗試，像燕山石化委托威立雅水務處理企業工業廢水、上海化工園區委托中法水務處理園區工業廢水，都取得良好效果。

為了更好地推動這一市場化模式的實施，據了解，環境商會在《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建議》中同時提出了四方面建議，包括：設立清潔水和清潔空氣基金、政府制定工業污染治理門檻價格、引入第三方中介支付機構、實行負面清單制度。

“以獎代補”

當前，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已經達到臨界點，政策支持力度空前。而按照我國經濟發展的特點，當一個行業得到政策陽光普照時，不僅各種社會投資會“蜂擁而至”，中央財政也會給予極大的支持。

而這樣的利好，目前正高度“眷顧”著我國循環經濟領域。以餐廚廢棄物為例，由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其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試點城市建設熱情度空前，一批相關的重大項目和工程已在全國66 個試點城市鋪開。

作為我國目前A 股市場唯一一家主營業務為固廢處理處置的上市公司，桑德環境(000826,股吧)參與了其中的多個項目。盡管是受惠者之一，但文一波還是對中央財政的投入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其看來，比起傳統的補貼方式，在項目建成之后根據效率予以資金支持的“以獎代補”方式更有助于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

按照傳統的補貼方式，多是先對項目前期立項規劃，然后對可行性報告等進行審核，再根據審核情況發放相應補貼。但具體到實踐中，弊端顯而易見，由于補貼資金的過早發放，又缺乏有效監管途徑，資金的真實使用情況都難以跟蹤，利用效率更無從考量。

記者在此次采訪中也發現，盡管國家從2010 年就啟動了餐廚廢棄物處理試點城市建設，但截至目前，66 個試點城市的相關項目大多還在建設階段， 真正建成投產的并不多。

北京市的垃圾分類試點也是一個典型案例。從2000 年被列為全國八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之一算起，北京在垃圾分類上已探索了十多年。盡管投入巨大，僅2011 年北京市財政就投入4 億元作為垃圾分類資金垃圾分類基礎設施建設等，但最終還是演變成一場尷尬的“集體秀”，行走在大街小巷的垃圾車照樣“單騎闖天下”，一車“五谷雜糧”， 樣樣俱全。

一個國家試點項目之所以最終“流產”，除了垃圾分類的意識不夠，文一波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垃圾分類的市場體系沒有建立起來。

針對此，文一波建議，應采取更多的經濟手段， 用市場化方式推進，政策上還應輔以相關的激勵措施。

環境稅

開征環境稅，也是文一波認為最行之有效的一種市場化手段。為此，環境商會曾專門發出了倡議。

360 百科定義，環境稅，也稱生態稅（Ecological Taxation）、綠色稅（Green Tax），是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中去，再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的一種經濟手段。一些發達國家通常征收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噪聲稅、固體廢物稅和垃圾稅等5 種環境稅。

從國際經驗可以看到，開征環境稅是倒逼企業節能減排的有效手段。文一波指出，它可以使污染主體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即排放越多征稅越多。

基于此，環境商會建議，要加快出臺環境稅， 本著先易后難、稅費并舉的原則，逐步設立和征收。建議目前開征SO2 稅、NO2 稅和工業COD 稅3 個稅種。

打破壟斷

做民營企業難，做環保類的民營企業更難。

在這個領域“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文一波坦言，最大的壁壘，其實就來自于行業本身的壟斷。

不可否認，環保行業正受到國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過多的行政干預也束縛著它前進的腳步。

這一點，文一波深有感觸。他1993 年“掘金” 水務，開啟了桑德環保之門。“難，非常難！”談起當年的創業感受，文一波的心情依然沉重。雖然國家法律對民資進入自來水領域并無障礙，但實質上政府的管控一直都沒有放開。

通過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優勢，桑德如今終于以一家民企的身份得到政府的認可，承接了多個地區重要的水務工程，包括污水處理項目，并將服務范圍拓展到固廢、甚至清潔能源領域。

在這個艱難的過程中，文一波越來越認識到， 環保行業的政策性很強，試圖靠一家民營環保企業去改變整個行業的政策環境不可能實現。

“這也是我們成立環境商會的原因。”文一波希望，通過這個平臺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以企業代表的身份與政府溝通，從而推進整個行業市場化環境的不斷完善。

編輯： 李丹